中医承载着中国文化的“道”
2019-12-2218:17:23193
从目前冠状病毒疫情来看，西方医学乃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；而西化学者则误国害民，甚至吃里扒外、助桀为虐。若非传统中医之回天有力、妙手回春，则事态不堪设想。西化们无不是数典忘祖、妄自菲薄，从而否定中华文明的地位与成就。例如前不久，一位中国顶级学者迫不及待地抛出他的民族虚无主义“经典”——《我们尚未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》。西化华人崇尚西方科学，甘当驯服工具，帮助主子宰割神州亿兆。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：“我们西方从科学那里汲取权力和权力感，以及这样一种信念，即：我们也和神一样，可以成为不科学民族的生死的主宰者。”关于科学与智慧，我们认为，第一，智慧在中不在西。净空法师说：“西方只有知识，智慧在中国。”第二，西方科学既不是智慧，也不是科学，而是伪科学；因为它把中国原创而现代爆炸的技术与知识，引向了“反自然、害生态、非生命”的邪路。在传统中国，政与医同构（同出于道）。生命无限、青春永驻的中华文明机体具有免疫功能，自我化解毒素，保持阴阳平衡。那么，西方文明是怎么回事？它是幸遇“天时地利”因而满足“必要条件”，由此形成的“实验室里的怪兽”——摄取人类与自然的养料，排泄物质与精神的污毒；后者被用于祸害外部世界与地球生态，而使其自身显得硕壮与亮丽。一旦条件改变，就会灰飞烟灭。上述天时地利、必要条件即“海洋地缘”，它在客观上决定西方的存亡续绝（麦金德）。郑和远航开始联通世界，这使西方时来运转、风云际会；到21世纪，海洋的便捷与机动被大陆所超越，这使西方下坡路、行将就木。以下对文明与技术的来龙去脉、西方科学与西化学术的前因后果，进行深入分析，旨在为中华文明有机体疏通污浊、驱邪扶正。人类社会的文明及其一切方面都出生于“道”（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），亦即，它们都是“道”的展开。严格地讲，我们知道的古今世界所有文明、所有相关方面，包括科学与医学，都是《易经》及“易经周期”启动和推动的；只不过有时发生“变轨”，而走向反面（《易经》曰：“为道也屡迁”；“物不可以终通，故受之以《否》……”）。西方由“神的社会”转型为“人的社会”、从而步入文明与发展的轨道，发生在17—18世纪，即通过传教士借用儒学而掀起的欧洲启蒙运动。西方相关学者共识：“孔子是启蒙运动的守护神。”《易经·蒙卦》云：“蒙亨，以亨行，时中也。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。……蒙以养正，圣功也。”古今西方是华夏派生：泛西方的“古典文明”（希腊、罗马等）与“古老文明”（埃及、两河等）都是按照中国历史，依葫芦画瓢而虚构。今西方之科技文明或欧美文明从何而来？是由于四大发明、陆海丝路、蒙古征服、郑和远航，中华文明全球性之展开，她的“发明～发展机制”从量变到质变，并且在“世界通衢”（连接西半球的海洋捷径的欧洲）发生了井喷（爆炸性效应）的结果。然而，“西方奇迹”只是暂时现象；随着“天时地利”的转移，中华物质～科技文明之绽放呈现三次浪潮：19世纪欧洲→20世纪美国→21世纪中国。中华圈外：“神”之禁锢人为 → 原始性的生生灭灭（自然律）中华圈内：“道”的有序运动 → 发展型的大起大落（周期律）……→（近现代）从量变到质变、全球性大发展〔其中心是：19世纪欧洲，20世纪美国，21世纪中国〕《易经》开拓历史长河，推进人类社会。《易经》的“有序运动”把越来越大的“天下”启动起来，但在前期多为“无序妄动”（老子曰：“不知常，妄作凶”）。所以。中华民族不得不承受与化解“遍天下之祸因乱源”。真文明每前进一步，都会导致或招致极大忧患〔“作《易》者，其有忧患乎？……为道也屡迁，变动不居……度外内，使知惧，又明于忧患与故”〕。她兼生“文明子系”和“文明天敌”（矛盾的对立面）。后者之最是古今世界的战争源——“草原暴力”（胡患胡骑）与“海洋暴力”（西洋东洋）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：若非文明成就的传播，不可能出现对外征服的大型战争。中华文明是历史长河的主体，而西方则最多只是其中的几股滔天恶浪而已。汤因比说：美国霸权必将像历史长河中的蒙古等军事帝国那样，昙花一现、转瞬即逝，文明中心返回中国。多位17世纪的欧洲精英共识：人类知识总源于《易经》，而伏羲则为“人”的社会与文明的开创者。按照法国东方学家德金（de Guignes, 1721—1800年），“《易经》是中国、乃至是全人类最古老的文献……。《易经》服务于各种意图，它是所有种类的知识的源泉。”……白晋（Joachim Bouvet, 1656—1730年）称，伏羲不只是中国的太初长老，还是“普世的立法者”（universal lawgiver），他的《易经》的图文蕴藏了全部的人类知识。由此，白晋断言：伏羲的教义涵容了欧洲基督教的最基本的观念。……莱布尼茨是一个学术巨匠，在和白晋的通信的过程中，他表现了极大的青睐中国语言和它所蕴涵的人类知识。英国神学家理查德·拉特页说：“……白晋接受发明卦象的是伏羲，认为他是所有人类哲学之父和创始人。白晋采纳了中国人的这一观点，即爻卦包含了所有科学的原则。”按照两位美国学者库克和罗思慕在《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与中国思想》一文：科学的海洋（the sea of science）是由众流汇成，但其中主要的一条则是中国的；它带来的技术成果为航海时代和现代科学的到来，提供了可能性。在西方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包含许多新颖的思想。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乃与中国思想密切相关，主要是《易经》和宋朝的新儒家。白晋曾叙述，《易经》开创者伏羲是“所有哲学家的王子”。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如果不是中国派生，那也是受到中国的整体有机世界观的强烈刺激。李约瑟说，有机哲学（the philosophy of organism）是中国特色。这个（有机）形而上学系统到了莱布尼茨哲学那里，在欧洲学术界臻于成熟；这在西方哲学和宗教上是无先例的。唯一能够体现“整体有机”的科学，就是中医。它既与“元一的道”神交，又与“活的自然”契合；因而，中医最具真理性和生命力。相比之下，一切与“机械论”相关的科学，都只是相对真理；其正面与负面如影随形，直到遇到环境极限而激化矛盾，而凸显谬误。由此，莱布尼茨看重中医。在他看来，《易经》作为世界最古老的书，是哲学、科学、数学和数理逻辑的源头；而中医则最能代表这个“活水”的，它展示着“道”——科学之母——的机理。那就是为什么莱布尼茨曾在欧洲倡导中医。保罗·洛奇在其所著《莱布尼茨和耶稣会士的通信》（剑桥大学出版社）一书中，这样阐述：莱布尼茨对中医的赞扬，一定与他对欧洲医药研究的蔑视联系在一起。他在1671年说：“即便中医的规则显露出某种（像一些人所批评的那样）愚蠢和荒谬，但它比我们的（欧洲医药）强多了。”一年后，莱布尼茨致信东方学家斯皮泽尔（Gottlieb Spitzel），写道：“来自中国的最有前途的东西就是她的医学”。从认知上讲，“道”是人对自然之参与参悟、契合和合、互动能动，从而洞见宇宙时空及万物众生之性质、关联、变化和规律。它是现代知识的真实来源，是科技百科的唯一缘起。若非易经或易道，则全人类——包括中国人和西方人——的生活与思维，至今皆处于原始状态。另一方面，“道”也使原始文字发生了飞跃：由“象形”升华为“表意”，从而承载和传承精炼思想。虽然今天看来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；但是，它们究竟如何从“发音符号”（方言土话）或“具象符号”（原始图符），变成了表达意识流与知识体的符号，从而胜任于书写文学、科学、哲学和神学呢？答：它们都是寄生于“中文表意”这一反映人类“共通认知”的文字。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指出：“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早期，西方人发现汉语结构是所有其他世界语言的关键。”这也说明，西方及泛西方的“历史文献”都是后来伪造的；并且和现代西方的知识体系一样，都是“汉字密码”的展开〔详见：密歇根大学教授大卫·波特 著《表意文字：现代早期欧洲的汉子密码》〕。庄子曰：“道术将为天下裂。”古今世界有两次“大分裂”：西方中心论蛊惑人心，大家误以为现代知识与科技百科皆为西方专属，故而冠名以“西”（西方＝现代）。事实上，技术与知识（尤其是非宗教或世俗性的知识）几乎全来源于遂古华夏。文明、技术和知识之原创与否决定于“道”之有无，而它们在现代之强弱则决定于地理（地缘政治）之优劣——现代国族若是地缘好，则尽情拥抱“正能量”，对外宣泄“负能量”；相反，地缘差者则负荷内忧外患。但是，地理优势（天时地利）是会转移的，所以，西方的强势只是暂时现象。“自然科学”（技术与知识）源自《易经》，浸淫于终古神州，爆破于洲洋通衢之现代欧美，而聚合生辉于21世纪的中国。几百年前，西方人巧取豪夺，从中国获得了发明与发现、文献与文物、技艺与技能……。在理论上，他们从中国古籍中撷取自然观，称之为“自然哲学”；再加上“汉字表意”（汉子密码）和《易经》中的“形上辩证”（道的碎片）、以及基督教的反自然的成分，四者便构成了西方科学与哲学的原型。莱布尼茨希望“中国派人到欧洲传播自然哲学”。这项任务却被赴华耶稣会士及其中国信徒，代劳而毕成。知识及科技百科均植根于“第二本能”——人作为智能生物所秉赋“反克自然”的无限潜能。比较：第一本能〔一般生物本能〕：生息繁衍，饮食男女，趋利避害，亲疏有别第二本能〔智能生物本能〕：剖析大千，索取万物，反克自然，解放本能（指第一本能）它们的特点都是“双刃剑”——正能量与负能量，后者意味着人的“自我否定、自我毁灭”。1.执著之则是伪科学，《道德经》曰：“天下神器，不可为也；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。”〔借喻：执著人的本领与工具，而征服自然，必定失败。它就西方科学〕。2.调控之则是真智慧，《道德经》曰：“朴散则为器，圣人用之，则为官长，故大制不割。”〔借喻：纯朴失散而产生技器，圣人掌控而有序，所以整体和谐不会被割裂〕。在世界联通之前，“第二本能”（知性与技器）之双刃剑对内，动辄自毁家园、自取灭亡；除非：要么“道的调和”，消弭负面，有限发展；要么“神的禁锢”，强制静态，原始停滞。因此，近代以前的西方，不存在知识及科技。《庄子•天地篇》云：“技兼于事，事兼于义，义兼于德，德兼于道，道兼于天。”《尚书·大禹谟》“正德，利用，厚生，惟和。”——技术（利用）必须符合道德，旨在丰厚民生，而且要维护人与人、人与自然之全面和谐。所以在古代，“道”（调控智慧：动态平衡、整体和谐）是发明创造的机枢，尽管现代是“失控”而滥用科技。由于四大发明、陆海丝路、蒙古征服和郑和远航等联通世界，而使“天下文明”最大展开。与此同时，人类破天荒地可以利用“全球性生态”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；拥有地理优势（首先是“海洋地缘”）的国族不仅绽放“第二本能”，而且站在“历史巨人”的肩上登峰造极。现代早期的西方人获得华夏技术与知识、以及“中国风”的工艺，从而掀起了工业革命。与此同时，他们从中国经典里摘取“自然哲学”，而剔除其和谐精髓；再用“形上玄学”包装和“汉字密码”表达，加上“神造万物”之诱导，这就产生了科学哲学、西方哲学和希腊哲学（16—19世纪伪造）。它们的实质是：在中华文明全球性展开的过程中呈现出“人对自然先胜一局”，幸遇“天时地利”的西方人便狂妄臆想、崇拜本能（第二本能——反克自然的无限潜能）。如此“科学教”则使技术与知识在“非自然、害生态、非生命”的邪路上，犹如野马奔腾、势不可挡。虽然这对西方自身是极大的“正能量”，而让异域和生态承受其负面；但其前程则乐极生悲——冲击极限，飞蛾扑火，回光返照，梦幻泡影！老子曰：“万物无以生将恐灭”（生物圈坏死）。中华文明的周期起伏与阴阳运动，到现阶段却发生失控或变轨，才出现“西方阳亢”。《易经》曰：“乾坤毁，则无以见‘易’；‘易’不可见，则乾坤或几乎息矣。”所以，必须尽快回到《易经》的和谐之道上。所以，中华文明是剥极必复，先否后喜，正道沧桑，大明终始。如果科学的定义是揭示自然及宇宙的本原及其规律的学问，那么，西医就是伪科学！自然及宇宙的规律可以用一个字描述，那就是《易经》的“易”或者是变化的“化”。进一步可用三个字来描述，即“恒、变、简”——理是永恒的，象是变化的，掌握了规律后的术则是简单的。所以自古迄今，只有中国才有科学！才有真理！相比之下，西方科学及医学是反自然、害生态、非生命的，所有都是伪科学。中医就是合乎自然法则的学问，它的治病原理是调整人的阴阳平衡，放之四海而皆准，推之百世而不悖。中医遵道而行则亘古不变，但其针对每个人则都是变化的（因人而异、因地制宜）；掌握了规律以后就非常简单，大道至简。相比之下，西方医学则悖逆自然法则，没有常理，总是改变。时过境迁却守株待兔，明日黄花仍寻枝摘叶。西方医学采取反自然、反人类的“科学方法”（伪科学），来对付生命；它把活人当死物——用僵死公式扼制鲜活机体。《易经》云：“不可为典要（僵死公式），唯变所适。”科技是征服自然、牺牲生态的双刃剑。西医把这把“双刃剑”刺入生命机体，其结果可想而知。杀菌亦伤人，首先是破坏人体免疫力；局部开刀影响整体机能，导致系统坏死。西方医学是滥用科技的“双刃剑”，用它来割裂患者机体；使之雪上加霜而摧残根脉。消灭细菌亦损坏免疫力，切除局部则也扰乱整体机能；再加上西方概念——视人为物，机械处置，利润挂帅，小病大治。也就是说，西医是坑人陷阱，具有鸦片般的魔力，让人们不可自拔。无病查出有病，小病治成大病；加上资本控制和行业腐败，使越来越多的“患者”人财两空、家破人亡。所以，医院俨然成为众生直通黄泉的鬼门关。国际中医协会创建者曼福瑞德·波克特（Manfred Porkert）十余年前断言：在现代医学（西医）中……有较大的伪科学的成份。与此相反，中医……应当称得上是精密科学。中医是一种内容最丰富、最有条理、最有效的一种医学科学。从根本上说，西医学还只是一种典型的生物医学或动物医学，还远没有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医学。它将针对老鼠的实验结果应用于人类。须知，人类与老鼠毕竟有天壤之别啊。……西方医学已进入方法学的死胡同，它不能像中医那样对个体机能失调作出精确的、特异的判断，并进行治疗。西医盲目用药的现象很普遍，动不动就用抗生素、激素，经常服用很容易造成药物依赖，破坏人体自身的免疫力。抗生素、激素的滥用，使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血栓等等病症随处可见。……说它（中医）是科学和技术显然都贬低了它，因为它超越并包容科学技术。……中医承载着中国文化的核心——“道”。
